后来，我任期已到，被朝廷调到河西任职，一北一南，一西一东，相隔不知多少里，也就不再知道无锡那边的情况。
    直到我在河西任职的第二年，我一位无锡的好友给我写信，老夫才知道，我前脚刚走，那侮辱晴心的罪犯后脚就被释放了出来。
    老夫自然震怒不已。
    可老夫当时权力，也管不到此事，只好拜托我那好友，暗中搜集消息，再传于我。
    好友调查后告知我，那罪犯出来之后，反更变本加厉，不知多少良家妇女被其祸害。但因其家是无锡望族，一直逍遥法外。
    老夫那时才明白，我判的十年太轻。
    按我朝律法，罪犯在牢狱之中若表现良好，可得减刑，十年减成五年，五年又减成一年，故而可以那么快被释放出来。
    但减刑要批，区区县衙没有这个权力，至少要通过两浙路提点刑狱司这条线，而且也不可能一下减那么夸张，至少以那无锡望族的能耐，不能够。
    老夫便开始怀疑，当年的案子，另有隐情！
    数年之后，辗转经过多番调查，老夫终于查明，当年晴心的案子，还有一个参与者，在东林书院讲学的一位大儒之子！
    当年我没能查明的两个疑点，正是因为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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