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最后，李嗣源隐约有了怒气，“不只是刘公，还有不少重臣，例如宣徽使王纪实，邢国公朱守殷等，都是如此意见，照这个态势看，‘人心惶惶人人自疑’的下一步是甚么？当然是三省六部各司各寺官员无心政务，朝廷定下的事情办不好，朝廷要解决的事情迟迟拿不出对策，朝廷的政令不再通畅，朝廷的办事效率越来越差，最终朝堂乱成一团……他们这是想做甚么，想造反不成？！”
    李嗣源重重一拍御案，显然怒气已盛。
    这虽然不是造反，却是以臣挟君。天下本就不是君王一人的，权柄是由君王与官僚集团共掌，以臣挟君也不是甚么新鲜事——连以臣弑君、以臣换君的事都有，何况以臣挟君，只为让君王改变某项国策？
    官员群起不配合，君王的命令自然只能是一纸空谈。
    李嗣源愤怒，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这种威胁与挑战。
    真论起来，君王与臣子争权，中央与地方争权，一直贯穿了中国历史。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君王权力扩大，中央权力扩大。秦汉时期的君权，与明清时候的君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别的姑且不言，只说秦汉时君王朝堂对坐议政，到后来臣子要站着朝议，从刑不上大夫，到君王可以杖责臣子，都是体现。
    李从璟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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