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不是说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就成了打着知行合一幌子而去纵恶为凶，这其中的度，我们要谨慎把握。”
    杨士奇似懂非懂的点头道，可随后又问道：“那到底要怎么做，才叫做对的事呢，对和错应该如何去评断。”
    “这很简单。”陈云甫举了一个最简单直观的例子：“国家制定法律，就是为了规范和约束百姓的行为，用明文规定的方式来告诉百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要法无禁止皆可为，而凡是触犯法律的都叫错。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我们做官，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除了要恪守法律之外，还要知道什么叫法无授权不可行。
    凡是朝廷和律法没有授权我们做的事，我们便不可做，秉持着这颗心，我们也就可以做到在知对错的基础上使得迹与心合。”
    “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行。”
    杨士奇默默念着这两句话，而后便求学若渴的抄记起来，嘴里还一个劲的说着。
    “等此书成文，必定被为官理政者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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