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操作的。道德性不是法律性，无法形成条文去操作。“君子”以道德治国，无非是建立在对被统治者的“小人”给于体恤与关爱。“君子”之道德的体现所面对的对象是“小人”，这本身是在一种不平等的主体之间要达成所希望的和谐。思想家提供的思想是为君子提出的“道德性”建设，则是通向与“小人”和谐的桥梁。“道德”是实现治国安邦的纽带，“君子”与“小人”本是一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即不平等的主体。如何让两者（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达到和谐，即共享"天下"太平。先儒构建了“君子”之治，而后儒建立了“王”行仁政思想。这是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核心，这就不可能产生出平等主体的思想来，也不可能产生出像古希腊智者派提出的“契约论”思想。古代思想家只能针对统治者主体，反复阐述道德理念，认为只要统治者有了道德性，对百姓仁爱，"天下"就会太平。这就是中国古代哲人建构的道德政治乌托邦。只有主体者实现了平等，才能真正彰显道德的魅力，否则“道德”治国论，只能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周易·益》篇里也讲到“中行”这一原则。“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益》篇中出现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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