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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评论》(十六)

知人事吉凶了。这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韩非子更是把卜筮看作是人主(君主)可亡的事情之一,而列举出来。
    《韩非子·亡征篇》里说:“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者……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这里把“用时日,信卜筮”上升到可亡身败国的高度看待,不能不是文化精英对巫术卜筮迷信的有力排击。这就是战国时代,即理性时代里“祛魅”的声音(但战国时“祛魅”的声音被膨胀下来的霸权与霸术所终结。不同于中世纪“祛魅”过程,人们统一到一神教的信仰中,同时又抑制了王权专制主义的膨胀。而中国进入到王权专制时代,也是巫术、占筮以及一切神秘主义思潮大回潮大发展的时代了)。这理性是来自于时代里政治上的竞争分不开的,有了政治上的竞争,才会有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有了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才会理性的认识这个世界。正因后封建社会里没有战国时期的竞争政治背景,是沉闷与封闭式的大一统专制,也就标志着理性时代的终结。
    战国时期上层精英文化者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是战国时期里不可否认的事实。战国时期里把《周易》一书恢复到本来的义理之书的性质上。正是在理性的时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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