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将各国大名折腾得死去活来，根本没有心思造反。至于偶尔的饥荒和相应而来的起义，也如同坠入井中的石子，哐啷哐啷响几声后就没了下文。
    江户时代后期，西洋历的十九世纪初，两个辈子加起来，我在江户城东面的高砂町已经住了一百多年。
    当然，没有人知道那个长屋两代的租客都是同一个人。
    这一世，我带着介绍信出现时，年逾半百的房东先生托着烟管咂摸半天，告诉我这可真是巧了，几十年前住在这里的租客也叫这么一个名字。
    他带我熟悉了一下周围我不能再熟悉的环境，末了亲切地叮嘱我：阿朝啊，如果以后遇到什么麻烦了，尽管来找我便是。
    战国结束后的这两百年，我没有再改变自己的名字。
    可能是年纪大了，该看的世界、想看的风景我已经看过了，不仅是名字，住处我也懒得更改，一旦决定后就不再挪窝。
    和前几世的时候一样，我开起了医馆——说是医馆，其实只是将我的住处告诉别人，欢迎有需要的人来找我看病。
    我住的长屋比较宽敞，大概有六坪大小。狭长的长屋紧紧挨在一起，经常被江户的百姓戏称为「鳗鱼的巢穴」。
    至于我的邻居，有剃头匠、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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