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大多数火车卧铺的软席都被这些腰里别着大把人民币的生意人占据了。瞧吧，这些人穿着粗劣的西装，脖项里挽着结死蛇一般皱巴巴的领带，操着醋溜普通话，蹬着脏皮鞋，理直气壮地踏进了铺红地毯的软卧房间；而把许多身份优越的老干部挤到了拥挤不堪的硬卧车箱。干部有权，但权力有限。人民币魔力无边，只要肯出高价，二道贩子手里有的是软铺票。至于软铺票如何流入二道贩子手中，普通人只有想象的权力，以后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一九八七年，铁道部才不得不发了一个专门文件予以限制——因为铁路上连外宾的软卧都不能保障了。
    一九八二年夏天从黄原山区出发的孙少安，还没有这种气派。他仍然属于贫困地区那些痛苦创业者的行列。他的装束在石圪节一带农民中间就算是很“现代”了，其实仍然是一副土包子模样。他身上装着一点有限的钱，勉强可以去河南打个来回。当然，他已经远远不是杰出的柳青所描写的那种五十年代的创业者形象，到外地办事还背着家里的馍，孙少安甚至很有气魄地在个体商贩那里买了两条高价“红塔山”牌香烟，以备一路上应酬。
    他在黄原没有停留。
    他在铜城也没有停留。
    他甚至在繁华的省城也没有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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