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能！现在就够偷偷摸摸了，谁敢再多招人！”
    顾骜听了，暗忖：只要不扩大规模，年底的会开完之后，他的案例倒是值得上达天听。
    不过，运作手法还得细腻一些。
    聊天的过程中，这样的想法不可抑制地就从顾骜脑子里冒出来：“记得历史上，好几项加快开放进程的最高决策，都是因为领导人偶然听到了一些例子导致的。
    比如邓公在三中-全会前听说了小岗村的十八户生死状、立竿见影带来当年的粮食产量翻倍、一夜解决全村温饱。然后喊了个‘好’字，一切就合法化了，后来写进宪法了。
    年广久的案子，也是三次写进《邓选》，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如果我有本事在宣传口做点工作，帮助信息上传下达……说不定既能利国利民，自己还能捞到点名声和口碑。”
    顾骜是很有分寸的，他深知哪些历史节点能碰哪些不能碰。
    比如，那种“插旗砍旗”的东西，哪怕是宣传口写写文章的，他也绝对不敢碰，那是有可能死或者坐牢的。
    无论是一派的《学好文件抓住纲》，还是另一派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怕你是金陵大学马哲系的教授，写了这种级别的文章，都会被冷宫几年，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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