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质，而中海公司正是以此为由，说之所以拿不到尾款也有付通无执业资质的缘故，怂恿付通直接来向天启方面要钱。此刻黄山河有恃无恐地这般一问，正是拿到了他的七寸。

    见付通不说话，黄山河有些微的得意，于是又补了一刀：“另外有件事，刘律师应该想得到，如果工人们都有签劳动合同的话，维权时会比较有利。当然。这和天启还是没什么关系，因为欠薪的并非我们天启。付先生，不知道你和你的兄弟们、和中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了吗？”

    显然，黄山河一直在假装为难、假装真诚。应对这类事，他可在行了，说的句句都是毒点。农民工维权，始终都是个大难题。房产开发商将工程交给建筑商后，建筑商往往会对工程进行层层转包，一旦发生欠薪事件。便相当于产生了许多诉讼的主体。而这些承包商通常会展开“踢皮球”，造成长时间的拖延，使农民工的维权成本持续升高。

    此外，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和层层转包等原因，使得真正签订有效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少之又少。许多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农民工并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解决劳动纠纷的取证十分艰难，律师们最后甚至只能将农民工的工资表、考勤记录当作间接证据呈给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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