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政界大佬分担罪责,岂有此理。

    樊子盖率先难,打着越王的大旗,借着维护越王之名,严厉而坚决地痛斥卫府,把所有罪责一股脑儿全部推给了军方,并扬言要奏报圣主和行宫,要弹劾李浑和郑元寿。

    军方一听就知道樊子盖迫于压力不得不向卫府让步,毕竟在东都安危这一前提下,留守东都的军政大员们利益一致,如果东都出了大事,影响到了国内稳定,影响到了二次东征,所有留守大员都要承担责任,谁也跑不掉。樊子盖之所以焦虑,原因就在如此,实际上东都如果出了大事他的责任最大,最起码证明他政治智慧不够,能力有限,没有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所以樊子盖只能以向圣主和行宫隐瞒真相来换取军方的妥协,缓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给军方以足够的时间击败叛贼,让他们把自己捅出的“篓子”给堵上,然后各取其利皆大欢喜。

    郑元寿终于松了口,愿意调整京畿西、北两个方向的卫戍部署,先把驻防西苑卫戍慈涧道的武贲郎将李公挺部,换防到邙山,在确保京畿北部防线的情况下,适当给京畿东部防线以支援,如此一来河阳都尉府的卫戍重压就有所减轻,河阳都尉秦王杨浩就能调派更多军队卫戍永济渠,以此来缓解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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