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武贲郎将周仲,马上率军东进,坐镇洛口仓,.”杨恭仁出了第三道命令。

    樊子盖毫不迟疑地提出了异议。此刻谁指挥的军队多谁的实力就大,在东都的话语权也就越重,樊子盖本来就已被杨恭仁“压制”了,在决策层中有边缘化之趋势,十分憋屈,如果他再不牢牢“抓”住周仲,那可以预见,他这个东都留守很快就会成为俯听命的“摆设”,根本无从掌控东都的命运。

    樊子盖之所以敢于与杨恭仁针锋相对,就在于他抓住了杨恭仁的“软肋”。

    虽然郑元寿突然离京的确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这种影响仅局限于东都高层,再加上郑元寿要反击的对象是杨恭仁,所以其他人不便宣之于口,都会心照不宣的闭紧嘴巴,谁也不会没事找事主动得罪杨恭仁,而杨恭仁对防御部署的调整,在他们的眼里也就变成了宣泄式的过激反应,是杨恭仁对郑元寿和军方设计“坑害”他的一种抗议式的“咆哮”,表演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此在樊子盖看来,适可而止就行了,没必要搞得满城风雨,一旦矛盾公开化了,举城皆知了,对郑元寿没什么损失,对杨恭仁的声望打击就大了,实在不划算。

    樊子盖的目的不过是把周仲留在西苑,留在东都边上以方便自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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