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只能是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而所谓当代文学史发展到现在也才五十多年。
    ‘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本身对‘经典’这个词是一种嘲讽和解构”。在这里，时间长度是经典与否的唯一标准，然而当谈到他们的“同时代”作家贾平凹的长篇《秦腔》或余华的长篇《兄弟》时，这个时间标准就失效了，他们就不假思索地将贾平凹的《秦腔》与沈从文的《长河》比肩，将余华的《兄弟》与拉伯雷的《巨人传》并排，直言“《兄弟》是当代的一部奇书，对余华来说，似乎也是意想不到的从天而降的创作奇迹”。
    这样高的评价，简直比经典还要经典，可他们可能忘了，这两部作品距离他写评论文章不过几年时间，真不知道他们是以怎样的标准将其奉为“经典”的。这种只看重“同时代人”的偏执，也是当下批评标准混乱的一个表象。他们对70后作家的评论，也或隐或显地存在这样的问题。
    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又到了文学范式和批评范式调整的关键时期。因而，对当下的评论家，尤其是那些有志于批评的青年评论家而言，第一要务并非文本细读，而是批评范式的调整，是审美领导权的更替。
    如果我们无法在对包括“革命文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