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凡也没有想到他刚到北平的打对台后来越演越烈，甚至变成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一场论争。
    其实从1922年3月起，文学研究会作家沈彦冰、郑正铎与创造社作家郭莫若、郁达父等就发生了旷日持久的论争。
    他们的论争既有意气之争，更是有不同文艺观的论辩。早在1921年9月29日和3O日，郁达父就在《时事新报》刊发《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指出文学研究会作家“垄断”文坛。
    简单的说，文学研究会是高举现实主义旗帜，而创造社是高举浪漫主义旗帜，本身的文学主张就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就是荷叶白藕，本是一家。文学论争对作家创作而言是好事，不像现在，说别人是诗人那简直等同于嘲讽。
    李若凡抄的《雷雨》恰恰就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了，而且还好。无怪乎两位教授都见猎心喜了。因为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作品说话。
    而且报纸记者也喜欢这种打对台，卖点啊。这背后有没有史书云在背后推波助澜另说，但无疑是乐见其成的。
    史书云不但要赢，而且还要大张旗鼓的赢，金条倒是其次，让李若凡走麦城彻底没有威胁，赢得美人心才是终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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