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异于遭到了一次十分严重的“病毒”攻击，也影响到清政fu“自强”的努力。

    对于何金寿的猖狂进攻，洋务派感受到了威胁，也开始了反击。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绍泉对郭筠仙的《使西纪程》表示了支持。郭筠仙出洋后，李绍泉与他密切通信。在给郭筠仙的信中，李绍泉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赞扬其“议论事实，较洪星使《使西日记》更胜一筹，可谓一拓眼界也”。在给总理衙‘门’的公函中，李绍泉直言说：“西洋政教规模，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并举了自己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的事实，因此更称郭筠仙的“崇论宏议，洵足启发愚‘蒙’”。李绍泉并为郭筠仙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在李绍泉的强力支持下，加上主持总理衙‘门’的敬亲王宜欣和军机大臣文博川的保护，郭筠仙不但没有被罢免，反而得到了“温旨慰问”，以及“滇案‘交’涉可便宜行事”的权力，他所著的《使西纪程》一书也没有遭到毁禁的命运，可以说因祸得福了。

    尽管被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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