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导致的粮食大幅度减产，在战乱分裂的背景环境之中，造成了远比和平时期更加悲惨的后果——在之前的和平年代，每当出现饥荒的前兆，印度的统治者都会减免税收并给予一些援救措施援助灾民。但在战争之中，有限的资源都被军队消耗和破坏殆尽，无论是哪一方势力，都没有认真地采取什么救灾措施。

    相反，统治着人口最稠密的恒河流域的尼赫鲁，为了扭转前一阶段节节失利的战局，反而提高了征税标准，从农民手里夺走最后一点稻米，用于筹集资金进口军火，结果导致了空前的惨剧——在恒河上游地区，根据记者的描述：“数十万饥民的白骨铺满了德里郊外的平原，整条恒河上都漂浮着无数饿殍的尸体”。而在恒河下游的孟加拉，当年足足饿死了一千万人，大片的农田被抛荒、田野里杂草丛生，成了深不可测的丛林。少数幸存者不得不以食草甚至食人肉为生。但在印度次大陆上彼此厮杀的各方军阀，却几乎个个都对底层庶民的死亡毫无怜悯，甚至公开说：“……饥荒是穷人自己的错，谁让他们像兔子一样繁殖？”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四七年这个“无夏之年”里，在印度战死和饿死了两千万人，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悲伤的数字。而更加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在气候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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