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得不承受牺牲和痛苦。从这一结果来讲，他们又是毫无疑问的“恶”。
    正是预见到了这一点，罗兰才会苦笑着说出后世史学家会因此痛斥他们的话。
    和平的价值是以牺牲人命的多少来界定？还是以理念崇高与否来界定？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一定会选前一项，理想主义者不一定会坚持后一种选项，但会倾向后一种选项。
    就罗兰自己的观点来看，两种选择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偏颇任何一方或随随便便弄个折中方案出来都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或许因为有牺牲者的存在更能凸显和平的重要性，可将逝者无限神圣化和绝对化，甚至用消逝的人命数量来衡量和平的价值，这对活在和平之下的人们是否太过于苛刻呢?逝者的期望应该不是用自己的死亡来增加和平的价值，而是希望活在和平下的生者能够幸福吧?
    能够将无能和懦弱不视为一种罪恶，这就是和平——这是李林曾经说过的话。
    即便是如此尖酸刻薄的话语，依然有其合理性。但罗兰认为，只要不让父亲、兄弟、丈夫、儿子扛枪上前线，不需要留在后方的老人、女人、小孩每天提心吊胆、以泪洗面，不会让刚过十岁的小孩坐进特攻火箭里充当人脑制导装置或是抱着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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