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更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私下里的很多事情还是受制于朝臣。

    刘宗周阻崇祯南迁的事虽是明末，但在明朝中期，理学的地位与权威已经不可撼动。嘉靖帝征召陈慕沙入朝为官，也是想打破朝臣中阳明学派诸臣的胶结盘固之势。

    周鼎成并非贪慕权势的人，他平时跟练达宁、陈慕沙交情都不深厚，就是懒得攀交权贵。他生此念头是为况且着想，那可是勤王派的使命。

    如果况且一旦和石榴成亲，陈慕沙衣钵传承的事则是板上钉钉，如果况且以后真能成为陈派理学宗师，那么他受护祖派追杀的事就自然化为乌有了。

    几代帝王，不知多少人动用了多少关系，想要让皇上对建文帝追随诸臣后代进行大赦，都未能如愿，不是皇上不愿，而是皇上也没办法，那毕竟是祖宗的法令，身为子孙无法更改，否则就是大不孝。

    但况且如果能成为理学领袖，自然可以对此事做出另外一种权威性的解读。皇上进行大赦，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因为在法理上，不可能有人比理学宗师更权威。

    刘宗周对“国君死社稷”的解读是崇祯必须死守京城，等于给崇祯帝插上了殉国的标签。如果做另外一种解读，只要还有一寸国土，国君就不必死守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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