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为万钟粟折腰，坚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态度，有的甚至藏到深山老林里，与朝廷玩起了躲猫猫游戏。

    明朝不重视隐逸的学人和智者，朱元璋高喊：“士不为我用者，皆可杀。”

    于是，那些被朝廷点到名的著名人士，坐着驿车到京城朝见天子，朝见毕，仍然坚辞朝廷授予的官职，甚至以死相要挟。这类人在洪武年间，几乎只有一个结局，掉脑袋了。

    元末明初的杨维桢是比较幸运的人，他是元末的名士。朱元璋早就想征他做官，只是知道此人意向坚决，不涉官场，若是硬来也不过多杀一个人而已，实在很无聊。于是就借修《元史》的名义征他来南京编撰史书。

    杨维桢来了。不过，来之前他特意向朱元璋递了份报告，意思是修完《元史》后就得放他回家，不能硬逼他做官。朱元璋的意图被对方看穿了，只好捏着鼻子答应了杨维桢的请求。

    《元史》修完后，朱元璋少有的遵守了承诺，放杨维桢回家，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送行的人极多，宋濂特地做了一诗为杨维桢送行，诗中有一句“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当时世人荣之，连宋濂也露出极为羡慕的意思。能让朱元璋意外开恩一次，放走他这样的士人，的确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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