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的事情了，郭劝在延州连出昏招，致使党项叛宋的时候朝廷非常被动，他的责任最大。但这真的是他的能力和认识问题，其间并没有私下的小心思，以前官声又一直很好，重责并不合适。落他的天章阁待制之职已经是很重的处罚了，从侍从一下子降到庶官，最少相当于连降个十级八级。

    虽然已经在朝中任职多年了，徐平对此次事情的发生，发生之后的处理还是觉得相当陌生，甚对觉得有些可笑。这真地不是一两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的系统性问题。

    明明知道西北党项不稳，将来非常可能反叛，为什么没有做出针对性的预案？为什么没有针对性地收集情报？如果做好了预案，发生了什么都有章可循，就不会出现这么可笑的事情。军国大事，竟然就靠一个知州个人的判断。

    “元昊虽僭中国名号，然尚称臣，可渐以礼屈之，愿与大臣熟议。”正是郭劝奏章里的这一句“然尚称臣”，让朝廷上下都以为党项没反。元昊骄横狂妄，内外皆知，在国书里有不恭敬的话并不让人意外，看了郭劝的奏章，朝廷上下也只是以为如此而已。哪里能够想到，元昊这次不是不恭敬，而是真地反了。看了国书，见了使节，竟然还看不出来党项是要造反，郭劝的书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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