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而是在孟子的思想上进一步，实现天人分离，把天命从人世中摘了出去。这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最根本的一条路线斗争，是政治本于民心，还是民心本于政治。王安石认为政治要顺民心，重德教，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百姓自己会处理善恶。你不能规定百姓的行为，约束百姓的思想，来推行政治的教化。司马光则相反，隆礼重法，法在礼后，最重要的是三纲五常，规定百姓的思想和行为。把人的行为和思想都规范约束了，则天下自然就大治了，发展到后来成了理教。

    在王安石眼里，反对者要规定人性，不但管民的行为还要管民的思想，是暴政，但最后自己去走到了以暴制暴上面。千年后的变革其实一样，具有相同特点。

    “万千道理，俱都归于民心当中，这就是为政的法则。以民为师，找寻道理，圆满学问，理通则为儒。先道理，再道德，再教化，再有礼仪，法度随此而变，次序不能错。先用礼治民，而后教化，再成道德，不求道理，是不行的。荀卿之隆礼重法治国，尚贤任能教化，只能害民，而不能大治。这便如先给天下之民刻下一个模子，让所有的人都在这一个模子里长，长得一个模样，天下就大治了。世间无此道理。这个模子名之天命，实则巫鬼。其礼与律名为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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