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桓说的也并非是错，须知朝廷之中每一道政令，都是经过缜密思虑的。

    就比如这河工，所谓治标和治本，其实都是取舍问题，与好坏无关。

    就比如要堵，自然要时刻面对河堤决口的风险，可是损失却是间断姓的，一个河堤，大致也就三四年决口一次，损失还能承受。可是要疏，就要有蓄水的地方，那么就可能要迁徙数县的人口到别处去，将数县的土地变成汪洋了。

    方才提到堵疏两个办法的时候，其实所有人的心里都在权衡，堵虽不是最好的办法，可毕竟损失不大；而疏非但要糜费万金，而且还要大量地征调徭役，要迁徙人口，这阵仗就大了，说不准是要激发民变的。

    所以朝廷的决策，每一次都是左右权衡利弊之后才小心谨慎执行，因为任何决策有好就会有坏，而任何一个决策都会让人欢喜的同时也有人愁。比如汉武帝北伐匈奴，对于边镇的百姓来说，朝廷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匈奴之患，当然是高兴都来不及。可是对关内的百姓来说，为了解决一个匈奴，大量地糜费朝廷的钱粮，大量地征调徭役，透支国力去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对他们的利益就有损了。

    金戈铁马，一劳永逸，固然让人向往，可是穷兵黩武，也未必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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