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千百年来因对土地有强烈需求，而形成的安全感，就跟股市崩盘，资金涌入楼市，或‘有钱存银行，不如去买房’一样。届时定会暴露出更多潜在问题和矛盾，必然让许多保守人士惊呼‘动摇国本’，重提‘重商灭礼’的论调。

    背书时都知道‘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但身为当事人，顾辞不晓得什么程度才是‘变’的节点，会发生什么冲突，结果是前进还是倒退，即使目前没遇上，她的儿子或孙子也会遇到。所以她想的是通过东瀛战国时代的分封体制来说明，地是有限的，只能在技术和商业上下功夫，提高产量和资金量，可不能有禁商锁国的愚蠢想法。

    社会变迁从来都是金字塔换塔尖，最底层的人只能在这个塔尖更替过程中顺势而为，才能实现阶级上的飞跃，除此之外，教育不会改变这一点，法治也不会，技术更不会。那身为塔尖里的人，顾辞不希望成为被替换掉的那个，幸亏她的夫君是个锐意进取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选的时机、措施和执行人都很给力。报纸成了最初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去给自给自足的官绅百姓们普及何为‘国’、何为‘民’，何为‘商’，当小农经济遇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有了统一的认知，再去选择、、评判、消化、吸收，远比被打破重构，更安全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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