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某工地当监工，迄今为止，‘神陵’选址或棺木等准备工作都没确定。

    报纸是保证政令透明通达的唯一工具，即便阳奉阴违的官员抓不绝，但至少投诉有门，从上京传达出来的政策，不会在斋桑湖或平仪城变个样。但也侧面冲击了提倡‘礼治、德治、人治’的儒家孔孟学说，转为‘依法先治，以礼教之’，任何政令裁夺或案件判定，皆写明所依据的律例条款，而中华书局每年从刑部律例司拿到最新的案例集结，刊印成册。情理与律法之争时常成为报纸主题，但朝野上下已逐渐认可‘违法必惩’这一原则，被削过许多次的皇亲王爵更是不敢再随意挑衅律法之威。

    其实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孔孟时代的君臣民一体的体量并不大，信息透明，政策就不会变形，才得以依靠伦理建立纽带。现在一封信从最南边的南洲北部南虞矿山寄到最西北的安仪城，最快也要差不多一年，没有公开、公正的律法，只凭所谓‘礼法’，一旦掌握当地宗族权的土皇帝和外派来的官员勾结起来，一地民生经济都受控制，这对于越来越有钱的跨地域商人来说，可不见得是好事。

    在中华产业的强制下，各种新生或旧有的货物都逐步固定一个行业标准，在这种基础上，中华保险公司的业务慢慢从海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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