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把与对策有关的章疏义条抄录下来进行背诵。为了促使举子去读正经，高宗调露二年（公元六八○年）决定加试帖经。帖经即取经书中的一行，把其中的几个字蒙住，让考试者填充。帖经通过后，然后试策。儒家经典的背诵成为明经采取的先决条件。但这样一来，举明经者死记硬背，不求义理的情况更为严重。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开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七年）又规定，降低帖经及格的标准，改策问经义为口问大义十条，同时加试时务策三道。由于经业之人鲜能对策，亦不及文义，因此时务策和口问大义的考试，不过是走个形式，采取时仍以帖经的成续做为标准。明经继续沿着死记硬背的路，到了后来至天宝十二载时，帖经也恢复原来的及格标准。进士在唐初考试时务策五道。当时衡量策文的标准，是看文章的词华。这样就造成了许多举子不读经史，只读四策，不辨章句，也不练习作文，只在摹拟的策上下功夫。针对这种情况，高宗调露二年（公元六八○年）决定，进士和明经一样，加试帖经。永隆二年（四元六八一年）又规定，进士要加试杂文两首，合格者然后试策。进士科开始实行帖经、试杂文和对策三场考试的制度。杂文最初为士子所熟悉的箴、表、铭、赋之类，至天宝年间（公元七四二～七五六年）始专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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