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则寄希望于他人为自己考虑得更周到。但在对待东方的问题上，任何优越感或历史使命感都无法掩盖我们内心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患得患失。”

    “明朝或大员的现状也许不是我们内心真正希望看到的，十年以后我不知道，但至少在十年之内，它所保持的现状又是我们必需的。没有了一个由我们主导的大员，我们今后在东亚的沿海行动要后退至少一千海里。我的话说完了。”

    淡淡说完几句后，苏子宁又坐下了。

    貌似有理且留了足够的回旋余地，一如既往的两头不得罪，就是苏子宁年龄大了之后的习惯。

    这种话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其实都出现了很多次，无论是谁都快听麻木了。所以一旦涉及到核心问题，就是一种吵闹之后的无限拖延。

    百年尺度内不一定做对了，但十年尺度内肯定不算做错。

    可以说，严晓松在苏子宁的这种“歪门邪说”的影响下，能够以自我意志在二十多年里强行推动出一套远东战略，正是一种患得患失的边走边看的无奈结果。

    这种在历史问题上左右逢源的模糊立场和年复一年大力发展的远东商业贸易结合起来，就成了如今妥协出来的远东战略指导思想：防范与渗透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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