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点——但是，显而易见的，负责搜集信息的人认为，它还没有重要到她必须知道的程度。

    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一个意料之外的失策。不用秦朗说得太多，她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的顾虑也是她的顾虑。上校先生必须活着，否则umbrel的形象，以及它的领导者的形象，就会因为一件与自己无关的小事遭受不必要的损害，真正的罪魁祸首却能置身事外，或许还能幸灾乐祸的高兴一会儿。

    当然，那些蠢货最终还是会为他们的行为付出加倍的代价，通过一些公开的和非公开的方式，但是瑞切尔更希望从一开始就不要沾上麻烦。

    只是现在已经太晚了，她只能希望秦朗的劝说能够起到作用。

    虽然她对此深感怀疑。

    因为秦朗自己就在怀疑劝说的效果。像谭锦镛这样的保守的传统官僚总是受困于一些形成多年的、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很难动摇的陈腐思想，简单的把问题归咎于美国警察的光荣传统还不足以让他将它们抛到一边；然而他又不能告诉这位陆军上校，他的遭遇其实是因为他效忠的是一个无能而且腐朽的政fu。

    不是他辜负了大清，是大清辜负了他。

    他不能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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