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久，崇祯又重新启用宦官系统，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受形势所迫。当时国运已衰，农民起义遍布全国，后金虎据东北，雄视关内，明朝兵堕将骄，粮响无蓄，节节失利。崇帧七年（1634）6月，崇帧皇帝在诏文中所述甚明：“朕御极之初，撤回内镇……已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负国家也。联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览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亦欲诸臣自知引罪。”

    崇祯皇帝还认为大明的官僚系统不力，苦于近臣陷于党争而不能自拔，在形势面前束手无策。

    其三，是崇帧皇帝的心理特点有关，史称崇帧“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丧气。任察则苛刻寡恩，丧弃则急剧失措”从而加剧了对臣僚的不信任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宦官成为监军有着独一无二的有利条件，成为崇祯皇帝与外界联系的纽带。

    于是，“君主多用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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