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就把我们几个孩子撇在家里，一人坐着火车从湖南去了安徽绩溪，找到工程处的人事主任，说继父是工程处里参加革命最早的人，还是残废军人，单位应该给予照顾。人事主任都是熟人，经我妈这样一说，第二天就把我姐从工地调到了继父的材料厂。

    在我们的印象中，我们手里从来没有过一分钱的零花钱。就连我哥我姐和我上学都是享受着国家的助学金。平常除了有吃有穿，我们从来不对母亲提任何要求。可是，上初二时，我迷上了打乒乓球。打球要有球拍。我的球拍是用弹子跟别人换的有一层胶皮的拍子，没有海棉。那时乒乓球技术已经开始朝弧圈球的打法发展，我想学拉弧圈。可拉弧圈球就要用那种有海棉的反胶球拍。于是，我就给妈妈说我想要一只盾牌的反胶球拍。这种球拍很贵，要三元钱，而且我们汨罗小县城没有卖的，要到长沙才能买到。本来，我想妈妈不会花这多钱给我买球拍，因为家里除了日常的吃穿，母亲不会随便多花一分钱。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竟然坐火车去了长沙，给我把球拍买了回来。这事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我现在经常参加区里或是市里的比赛，也经常拿名次，这和母亲那时能给我买那种球拍也是很有关系。

    母亲没有文化，但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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