悴。荒田至数十万馀顷，人烟继绝，周回几百里官府招人垦种，亦无有应者，这就是推行新法的结果。当然臣也承认，新法在东南推行颇有成效，但正如‘南橘北枳’的道理，人家东南那边、收入既多，又十年才一应差，故论地亦便。而河之南北，山之东西，地多瘠薄少碱，天常无雨久旱，每亩收入不过数斗，而寸草不生亦有之，且又年年应差正赋已无力交纳，岂能再加以重役？现在有司非但不思轻徭薄赋、以安生民，反而变法乱常，起科太重，征派不匀且有胥吏因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百姓焉能不受其害？’

    ‘当时有个荒唐无比的现象……曾经买入土地的地主，为避免多纳税赋，宁肯不要本钱，也要地归原主，而原主自然不要，双方便起诉讼，仅卫辉府之一县内，一日便有因此具状者二百人。开审时臣也旁听，便听原主抗辩云：‘当时为贫卖地，今地归于我，将何办差？’结果一人必欲归，一人苦不受，县令亦无可奈何……自古‘国以农为本，农以田为根”土地生物以养人，财用皆出于此，今日却使人恶之如是，为法之弊，无甚于此者’

    ‘后来臣叫停新法，命查复旧规，按户纳同等税粮，赋税亦按丁口，民乃喜若更生又乐种田，而逃亡者亦渐复业焉……未几微臣迁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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