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这二人已经创造了较完整且具有指导性的思想体系。

    其中徐渭把“致良知，诠释为“行良知”强调内圣之一定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他批评现在朝廷的官员，仅以一篇八股，便侧身者之列，徒以高谈阔论铃束天下，对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为国捍边者，则目为粗材：研究物理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一旦国家有事当报效之日则门g然张口，如坐云雾。世人皆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乃是别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他认为要医冶这种空疏风，只有提倡经世致用，做到“大者以治天下，1者以为民用。

    “凡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孙罐在山东，深受孟子的影响，他尖锐地批评了“儒者不言辜功”“德行为二，的空谈之风认为“德是德而行乃行，是人之儒，主张内圣与外王、修身与治世、心性与事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主张“言道德必及事业”的观点，提出“修身治天下为一带，的命题。在数年之后，又进一步把事功视为衡量圣贤的标准，认为“生贵莫如人，人贵莫如心，心贵莫如圣，圣贵莫如功。，还以舟车为例论证：“车取其载物舟取其涉川，贤取其救民。不可载者，不如无车：不可涉者，不如无舟：不能救民者，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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