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武器等。
    此外还有与各国革命党联络之类。
    在章程提出讨论时，蔡元培还是想有所动作的，他说：“日本竟下辣手，虽以我等之奄奄如陈死人者，亦大为之刺激，以为不可不采一种急进之方法，以为防御。”
    汪精卫提出，此会本属秘密性质，不必用会名，也无须会章，“但言抵抗强权之办法亦可”，得到大家的同意。
    对于是否应立即付诸行动，李石曾“仍持先筹万国革命之说，又颇谓日本之事，似尚有从容对付之余地，不可过于张皇云云”。
    汪精卫则认为，“万国革命，缓不济急，目前只能持抵抗日本之惟一主义”，并打算先到南洋后根据局势发展再定或急或缓的应对办法。所谓“急”法，就是“归国效死”。所谓“缓”法，则是“筹款以设机关”。谭熙鸿提出，如果是设机关，最好是设立学校，“行精神教育”。
    虽然，最终华人御侮会只停留在口头上，但在民族主义进一步觉醒的时代，这反映了蔡元培等中华民族先进分子较为清醒的、自主的爱国意识，自觉、自动的起来承担国民责任的可贵精神。他们的行动，是近代中华民族在捍卫民族生存、唤醒民族意识的长期奋斗过程中一个不能忽视的一环。
    1915年6月，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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