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点自由。
    在这些梦想中，不难看出胡适对祖国，对民众怀着怎样的深情。
    1929年3月，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潘光旦等人组织平社，经常聚会讨论，从各方面研究“中国问题”。
    这一年当中，胡适忍不住再谈政治，他在当年6月2日写给张元济的信中的说：“我也很想缄默，但有时候终觉有点忍不住，终觉得社会给了我一个说话的地位，若不说点公道话，未免对不住社会。况且我有一种信仰：‘天下无白白地糟蹋的努力’，种豆种瓜终有相当的收获。不种而获，则为不可能的事。自由是争出来的，‘邦有道’也在人为，故我们似宜量力作点争人格的事业。”
    1929年，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
    4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了一道法令“保障人权”
    正在践踏人权的政府忽然宣称保障人权，使以温和著称的胡适也忍不住了，迅即作《人权与约法》一文。
    文章写道：“四月二十日国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全文是：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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