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胡适对“行易知难说”批评：“行易知难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行’分的太分明。”“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上得来：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这点子知识。”“中山先生志在领导革命，故倡知难行易之说，自任知难而勉以行易。他不曾料到这样分别知行的结果有两大危险：
    第一，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易，而不觉得知难。于是有打倒智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
    第二，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经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
    除了揭露“知难行易”说的逻辑矛盾，胡适特别一针见血的指出“知难行易”的“真意义，只是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胡适明确指出，此说引发的最大危害，在于当国者自居“知难”，独得孙中山先知先觉的政治社会精义，可以教导党国同志“行易”，而中国人民只有服从，“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
    就在《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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