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小学》“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一段话，《资治通鉴》中记范缜《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一段话，让胡适相信：“我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范缜与人论辩的话，动摇了胡适家中女眷所熏染的“佛教的果报轮回说”。经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胡适不再怕地狱与轮回，不再虔诚拜佛拜神……
    《在上海（一）》和《在上海（二）》写的是从1904至1908年，胡适在上海求学的经历。
    在梅溪学堂，胡适写曾纠正先生的错误：“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根据先生出的题“孝弟说”而“勉强写了一百多字”，“一天之中升了四班”（进学时是第五班）；仅几个月，他从一个全不懂得上海话的“乡下人”升为头班学生，到后来还成了学堂选派去参加上海道衙门考试的四名佼佼者之一。
    在这一时期，很重要的几件事是：他某次作文被命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煽动革命的思想有很强的号召力，邹容《革命军》的传抄；日俄战争爆发，“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
    在澄衷学堂，严复译的《天演论》风行全国，胡适的“适”即是出自“物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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