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的一个公式，就是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太学生，明朝东林党，都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干涉过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欧洲的革命，法国俄国的革命，也是学生闹起来的。常态的国家就不然了。英国美国的学生从来不干政治，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用不着他们来干涉。要想避免学生干政，就得要“智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使政治早日上轨道，否则禁止学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1932年，胡适在《论学.潮》中又提到，“凡能掀动全国的学.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现象：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动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胡适通过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外国现状的对比，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一生中屡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是青年学生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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