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浙路的金华、宜兴，江南西路的南城、萍乡，荆湖南路的长沙等县都建立了社仓。在建仓地区，数十年间“人无菜色，里无嚣声”
    朱熹分析社仓和义仓的区别，一在乡间，一在州县；一由民办（由“乡人士君子”主持），一由官办。义仓受益的是“市井游惰辈”，而且官吏“避事畏法”，不敢发粮救济饥民，粮食长期封闭直至化为尘土。他还分析了社仓收息同王安石青苗法的区别，其中提到青苗法通过钱、粮的折算增加了实际利率，为经办官吏的营私舞弊提供了有利条件。
    嘉定十五年，真德秀以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仿朱熹办法在十二县置社仓一百所，上奏后得到宁宗的批准。理宗时还有人创建新仓。但社仓在实行中也产生一些问题，如摊派粮食，只贷给有田之家，民困于纳息等。
    王棣深知其中之弊，沉吟着说：“此议虽好，初期大抵效果显著，但长此以往必不可行。”
    苏轼忙问其故。
    王棣答道：“恐非蠧于官吏，而蠧于豪家。”
    众皆不语，若有所思。
    人心多贪，若是掌管社仓的豪户起了私心，定然无益于民。
    但社仓之法又确是诱惑多多，究竟有些难以割舍。问题在于如何规避其中弊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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