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科举，但设置了国子监教授儒学。且除此之外，其还在各路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书院活动也很活跃，以讲授儒家思想为中心，或以儒学讲学相标榜。
    此外江南的理学家在宋亡之后不愿出仕元朝，到北方后也大都退隐书院，以讲学为尚。对此，元朝统治者一般不加制止反而予以引导，并由官府委任书院的山长或直讲，从而使书院在传播理学时。而随着儒学在蒙古贵族中的传播，儒学经典开始被大量翻译，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当时都有蒙古语译本。
    这皆举措有助于汉文经史与儒家思想在蒙古和色目官员中的传播与影响，扩大了汉学的影响力。赵昺觉得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他知道历史上横跨欧亚的帝国土崩瓦解的时候，蒙古人并没有回到先前的文化生活状态，而是不同程度地为其所征服者同化。
    想想这些被汉文化同化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再难接受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无异会为大宋入主中原以后的统治也会形成助力，也容易接受改朝换代后的汉族统治，毕竟此也是他们向往的生活。
    赵昺当然也知道若想一蹴而就的让中原儒士一下子接受大宋统治也有难度，难免出现有的基于“君臣名份”或“春秋大义”而遁居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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