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用儒也不过是策略上的以退为进，而正是在这种稳健的政策下，汉的吏治才真正得以稳固。”
    赵昺的话可谓十分直白，等于扒掉了人家的遮羞布，让几人都有些尴尬。看看几人面色都不大好，他识趣的添火烧水，不再多言。而心中却是腹诽不已，自己说的已经够含蓄的了，事实上更为不要脸。
    若是以法治国秦只是确定了各项制度设计的表层工作，而号称开创以儒治国汉则真正赋予了吏治制度以内里灵魂。可汉帝国是以反对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严酷的手法，也能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避免道义的谴责。
    待等这种谴责终于不可避免时，帝国已经掌握了控制与镇压的手段，这种隐蔽的政治套路发生的十分隐蔽，却也为新帝国提供了生存之本。而儒士们在入汉后反而成了新制度的狂热辩护者，他们提出的“大一统”“天人合一”等名词远远超出了秦帝国时正统法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不过赵昺以为自己这个半吊书袋子都能看出其中的奥妙，那眼前的三位大儒也定然清楚。汉代的治法，无论是黄老或内儒外法又或者纯任儒学，这些情形都是时人就能清楚看见的，而作为后世的研究者，如果只知道当时人就知道的事实，对大变革时代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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