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张应宸理事长《在宗教办新年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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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玛窦神父一直坚持认为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着我主救恩的遗迹。遗憾的是，在曾德昭神父参与了发掘并翻译一千年前唐帝国皇帝为我主耶稣所树立的神圣教会碑刻（即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的重要时候，利玛窦神父已经来不及分享我主耶稣借着分袂兄弟之手，遗留在这个帝国的圣迹了。
    但是，我相信无所不能的天主早已以自己的方式，给予了中国古代贤者以启示。只是在印度地区的毕达哥拉斯的信徒（耶稣会一度认为印度佛教及印度教是希腊毕达哥拉斯密教的支裔），以他们的谬论和异端有毒的见解，污染了主的福音。
    这使得儒教的哲学家们逐渐失去了先辈们的崇高理想，而毕达哥拉斯的见解对于受启示的另一派哲学家的损害，几乎是不可挽回的。使得这些原本应当居住于至福的玫瑰园中的学者，堕落成了如同诺斯替一样的炼金术士和偶像崇拜者。
    临高的博学元老们在提到旧帝国的现状时，通常认为北方的鞑x靼人是最大的文明与信仰之敌。他们提到匈奴王阿提拉，还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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