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的是君权神授，又要修德保民，不使统治的矛盾激化，而失去神的护佑。而《周易》突破了西周的“神道”思想，所强调的是以“人”（即“民本”）为根本，并淡化了神权思想。《周易》里也无“君权神授”的思想。而这《益》里出现的“帝”说，也是《周易》一书里唯一的一处“帝”说，而且是有前提下的“帝”说，并不影响《周易》的无神论思想。
    《益》里说“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这里的“享于帝”，确实是讲对“帝”的献祭。《益》是排在《损》后的文章，《损》里对祭祀强调的是“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而此处却出现了“王用享于帝，吉”。是否是矛盾的呢？《损》里强调的是在执政为民上不能“减损”，如同现在所讲的惠民政策上要多增加财政投入。但对祭祀上的开支要减少下来，即可用最简单的两种原粮替代。《损》突出的是执政为民的思想，而《益》也一样。《益》的中心不是讲祭祀的，而是讲国家经济发展的道理。本句里虽出现对“帝”的祭祀，但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增加了财富，又不苛刻，不做危害的事情，君王用来祭祀上帝，也是吉祥的”。若相反，国家经济得不到发展与积累，执政不为民，百姓没饭吃，君王还搞什么对上帝的祭祀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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