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岂不是误入歧途。
    而另一位史学家侯外庐则认为“《易经》是杂乱伪书，最好不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2版 第49页）这候外庐认为作为史料来看《易经》是杂乱的伪书，恐怕是隐含真对着郭沫若从《周易》中推导出古代社会情况的批判。但侯外庐先生却把《易经》定性为“杂乱伪书”，虽然不涉及是卜筮之书否，但“杂乱伪书”的性质就把《周易》给抛弃掉了，还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呢？
    台湾的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里对《周易》是这样的说法：“《易经》是一部暧昧不明的形而上学的玄书，它所用的字句简单而模棱，因之使它显得好像十分深，读者们可以站在各种角度，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只因它是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期的著作，而且据说出自周王朝开国英雄姬昌（第一任国王姬发的老爹）的手笔。所以孔丘怀着敬畏的心情，小心翼翼地避免太多地触及到它的实质问题，他叹自己生命的短促，没有时间深入研究。可是，星象家却不像儒家那么尊重它，老实不客气地用它来推测未来，一直到二十世纪，仍把它当作一部占卜吉凶的巫书。”（《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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