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资治通鉴》竟被他当场背出了一半，针对文官刁钻的看法，王先生也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许多的看法竟让当今圣上，当朝内阁大学士都表示赞同，如整本《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还有司马公对人有不公平之心，难以为与汉朝司马迁比肩，这个观点太过新意，立即引起了不少文官的讨伐，但王先生不急不躁凭着自己过人的才学愣是当着满朝文武百官说出了三点来，其一，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资治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

    其二、《资治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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