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皆本’。

    他认为‘士农工商’这‘四民异业而同道，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但一直以来的论调都是‘崇士、重农、轻工、抑商’，是一种偏见。定朝以沈括为‘工’阶层的榜样，盛赞他‘虽经日与格物之技为伍，不害其为圣为贤’，还废除了匠籍，尊工匠手艺为‘技艺之道’，如今工造与时俱进，‘工以技、器节劳力，促农商，利国器’，应坚持秉承‘格物致知’的理念，发展工业。而古来皆以‘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为由，坚持‘重农抑商’的观念，已经过时了。如今现状是良田少闲人多，‘仓禀殷实而患不均’，粮米之乡谷贱伤农，而贫荒之地则食不果腹，正需要商人‘以所有致所无’。又举了陶朱、子贡为例，提倡‘士魂商才’，推崇‘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之风气。在‘农为民生之首重，然工商皆本’的前提下，‘经世济民’的百官也需作出相应改变，具备廉、能、勤三者即为循吏，然除此之外更要看到本县的民生重点，百姓的生计根本，因势利导，利在千秋，才是‘官道’。所以，结论是，以‘士’为根本，‘农’为主，‘工、商’为辅，要适当提高工匠和商人的地位，大家各安其位，共同建设有大虞特色的新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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