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以来，东方帝国与大陆西方的交流就不曾断绝。当然，一条丝绸之路的化意义，也是在东西方的贸易需求中达成的。但在古代国际政治外交层面，至少在历史籍的公开记叙中，东方帝国的西行步伐也最远止步于中亚。

    马可波罗的东行见闻让还处于黑暗时代末期的欧洲人心旷神怡，而在明早熟的东方大地，连绵的战火之后，急于整顿内部的中央帝国与西方的距离也变得比汉唐时期遥远了许多。

    我们可以轻易说出不少明清时期不远万里来到东方的欧洲名人，但除了明初的郑和七下西洋，正史里几乎没有记述明中期以后明代知识分子主动远渡欧洲的内容。地理大开拓的伟大编年史，似乎就成了欧洲单方面“发现”世界的航海日志。

    15世纪中叶，意大利著名的地理学家托斯卡内利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了这么一段描述：“教皇尤金尼斯四世在罗马接见了一位来自中国皇帝的使者……东方使者对基督徒表示出极大的好感，教皇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当说到东方巨大河流的长度和宽度，以及沿河的众多城市时，教皇情绪十分激动……”

    明朝使者在15世纪中叶是否真得到访过罗马教廷，在正式的历史献里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印迹，一切都是零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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