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效耶”，臣愚窃以为未然。夫仁义之效，如炊之必熟，种之必生，行仁义而未至者有矣，未有行仁义不效者也。陛下如以悠久待之。或曰：“圣问如此，而臣辄以为可以四三王，可以六五帝者，何自而知之？”盖因其已行者知之也。其未行者扩而充之，斯无难。
    盖仁义之积，礼乐必兴，彼汉唐之治，如身衣弋绨，一台惜费，以致海内殷富，与夫斗米三钱，外户不闭，自三代而下，亦可谓盛矣。然贾生劝汉文以礼乐，而辞曰“未遑”；祖孝孙、杜淹劝太宗以礼乐，而曰“治之隆替，不系于此”。臣以是知二君于仁义之效，若有所不知也。今陛下锐情儒科，日议礼乐，而拳拳于“仁义”之二字，视汉、唐何啻相千万耶？此志所充，宜其俪美于五三盛时也。大概国家之治，当先论其根本，不可责效于目前。古之圣贤之君，未尝不忧勤于其始，逸乐于其终，灾异于其先，祥瑞于其后。今日之不遑暇食、力于为善，他日之恭己无为、恭俭宽仁也；今日之水旱伤稼、黎民阻饥，他日之麟凤龟龙、嘉禾朱草也。若夫备御之不可无术，救荒之不可无政，求蒭之不可不择，一贤相事耳，奚以多言为？
    他认为，现在的水旱灾害，并不是坏事，“此天以坚陛下之志也”。尧舜之时，都难免有灾害，何况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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