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不容逾越。
    两宋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北宋程颐，被后世称为理学派易学，即以“理”解《易》，使《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事实上，程颐也不是纯义理解《周易》者，只是很少用象数，而多是从《周易》里的文辞着手阐释其义理。但程颐的义理释《易》最终并没有使《周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南宋的朱熹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不但不因程颐的义理释《周易》而使《周易》从占卜之术中解放出来，而且使《周易》完全变成了占筮之注释。后封建社会至今天的“易学”并没有走出象数易学，程颐也一样。
    我们看程颐的《伊川易传》，注释《周易》已然不离“象数”，不外是从卦画、阴阳、爻位，刚柔，卦体等去解释《周易》里的文辞，以阐发出一番封建道德政治观来，当然也不凡从《周易》里直接借字发挥出新的说教来。
    这被后世称为代表义理派最高成就的程颐，是不可能摆脱“象数”解《易》的传统，在《周易》学术注释发展史上，并没什么纯义理派的出现。只有一种“象数”解《易》之法，全因是误传下来的卦爻式《周易》文本所致。
    先秦的“易学”与后来的王弼、程颐已然是象数义理释《易》者，与后汉的所谓象数派释《易》没有本质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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